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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腐败中对人性设定与制度设定的看法

来源:市纪委监委 发布时间:2019-11-01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官吏的升迁与落马,政绩与败绩都能引发旷日持久的街谈巷议。当下,没有什么比中国的反腐风暴更令世人瞩目。十八大之后,一连串高官的落马,不断引发“下一个会是谁”的猜测。时下的反腐,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角度,意义深远,如果从社会群体中的个体人角度看,便引发了对人性与规制的深深思考。借此,也谈些个人粗浅看法。

一、腐败问题的根源与“人性设定”

产生腐败的原因,比较集中的看法有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讲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因而,只要有剥削制度和剥削思想存在,就必然产生腐败现象。第二种观点认为,腐败现象是权力自身滋生的一种异化现象,是掌握公权力的官吏以权谋私的权力商品化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腐败现象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关。在经济文化发展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通过获取权力去谋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即采取所谓“升官发财”的方法。因此,随着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和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腐败现象就会自然消失。第四种观点认为,腐败现象与权力制衡体制不健全有关,因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不充分,权力容易越出各自的边界而滋生腐败。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代化诱导论”。他认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带来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开辟了新的权力和财源,造成财富与权力重组,政府活动和国家干预规模扩张,这一切在体制和法律不能作出相应的、有力的、及时的调配时,腐败活动就有了发生的契机。上述观点都无法充分说明人借助权力实施腐败行为的最根本动因是什么?简单的讲,腐败是人的行为,腐败行为的产生就得先考虑人性问题。

在办案实践中,腐败分子都会写份检查材料,他们都会写“我是出身农家子弟、在组织帮助关心下,从基层工农干部开始走上领导岗位。但是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受拜金主义的影响,成了人民的罪人”。出身农家子弟、基层工农干部就不贪钱吗?有些人说,腐败跟政治制度有关,说西方国家清廉,可实际上西方国家照样有腐败,日本的政治献金案、美国的政治游说案,照样无法根治。还有人说,腐败跟社会制度有关。明末清初时期,满洲人入关的时候8.5万人,加上吴三桂的3.5万驻军,一共不过12万。而汉族方面,仅李自成的铁骑部队就有100多万,加上南明唐王逃到福建称帝时手中的200多万人马,以及散落全国的汉族武装力量,总数能超过400万。可最后,13万人打败了400万人。与满人相比,汉人的制度不先进吗?当然先进。只能说,如果你腐败,先进制度下的400万人也是一堆臭肉;不腐败,落后制度下的13万人也能变成一把剁肉的刀。

归根到底,腐败问题都离不开欲望的魔鬼对人性的膨胀与侵蚀。

欲望是人性本能,在人性初始,便本能的具有私欲、性欲、自卫欲。经过人类文化发展与社会意识演进,又派生出权欲、占有欲、侵犯欲等。欲望的核心就是私欲。私欲的外在行为客体就是利益,作为个体人的私欲行为就是利益驱使,损人利己是典型的私欲所为。当下,在人类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欲望纵使下,私欲表现得更为浓烈。诸如高官巨腐巨贪、非法经商豪夺、包养“二奶”“小三”等都是人性困惑,真实且恶魔般地冲开道德与法律的筑堤。官吏较一般百姓最本质的区别是,官吏手中握有公权力,掌握着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市场资源要素配置等许多重要的决策权和人事调配权,掌握了更多的、更为便捷的谋取私利的途径,即官吏人性欲望是促使官吏进行腐败的最原始、最本然的基因。例举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的贪官,无一例外都是权臣。东汉外戚梁冀,专断朝政近20年,被迫自杀后,其家产没收、变卖所得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租税收入的一半。南宋宁宗时的右丞相陈自强以卖官鬻(音同裕)爵闻名,但凡有人来求官,他都派人先谈好价钱。地方官呈送到京城的公文封函上,如果没有注明“某物多少一起献上”,他根本不打开。在清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被大小官吏奉为做官原则,更出现了和珅那样“集古今之大成”的巨贪。藉此,看十八大之后落马的“硕虎”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等便不足为奇,他们甘愿走上违法犯罪道路,钉在党和国家发展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难理解。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上述诸公的人性欲望得不到规制,手握重权的高官,一旦人性被私欲膨胀、侵蚀,贪腐便是越多。

《三字经》中有“人之初,性本善”之说。这只是一种基于道德的抽象说法。实际上,人的本性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人之善恶都是后天形成的,比如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会因别人拿走他手中的玩物而哭着抢回,也同样因拿不到别人手中的东西而哭喊着要;当他懂得要别人东西,是不应该或是可耻时,就开始不随便要别人的东西了。人性私欲在人类进化中需要通过文明(包括道德、文化、制度、法律等)不断地进行修复。比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艳色思淫心报在妻女”就是劝谏人性的规范。必须承认,人性的弱点是永远无法消除的,腐败也必然无法完全根除。一个社会无论如何不应以每个人的思想品德高,能力水平优良为假定前提,进而将清正廉洁的希望寄托在从政者道德品质与个体人格的完善上。

二、惩治腐败,需要“人性设定”与“制度设定”的相互结合

    所谓制度设定,是指通过制定制度(广义,包括法律在内)来规制人们的行为。而制度建设的关键就是建立和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根据制度设定原理,缺乏健全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是腐败发生的直接原因,也是好人变成贪官的制度根源。根据不同的政治治理思想,有不同的制度设定。

防范公权力腐败,西方人更看重制度的作用。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之间围绕“人治与法治”进行了人类思想史上最早最伟大的对话。亚里斯多德得出法治优于人治的论断。西方政治制度构架的哲学基础是假想的“人性恶”,强调权力制约机制的建设。还在古罗马时期,就设立了三种主要的国家权力机构,即最高执政官、元老院和市民代表大会,且三者之间受到相互牵制。现代西方国家中,美国是分权制衡政治体制的典型代表。横向的公权力采用三权分立的形式,相互制约和牵制。纵向的公权力也实行分权平衡,即实行联邦制,通过宪法划分中央与联邦各州之间权力。即便如此,也不能杜绝腐败,因为 “民主选举所需要的费用会成为政客们从企业或富裕者手中分取经济利益的新的动机”,“民主选举体制本身还不足以完全遏制腐败,同样重要的是对权力进行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国家权力分立、在商业和政治生活中实行法治。”

中国社会治理中,受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影响最深。儒家强调从人的内在精神去修复人性的原始,法家则从人性的外在行为去限制和规范。在对待公权力上,儒家强调德治,强调官吏的修身养性,倡导“内圣外王”。历史上,对官吏最宽容的是宋朝。赵匡胤“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一方面杯酒释兵权,一方面又安抚讨好官吏,许以高度的文化享受和物质享受,如宰相和枢密使一级的执政大臣的年俸是3600贯钱、1200石粟米、40匹绫、60匹绢、100两冬绵、14400束薪、1600秤炭、7石盐再加上70个仆人的衣粮。另外,宋朝还有个国策,叫“誓不杀大臣”,实际上是给官吏腐败提供肆无忌惮的温床。但是结果呢?身为经济、文化大国的宋朝,却根本无力抵抗周边西夏、契丹、辽、金等侵略;宋朝对契丹人称臣,皇帝对外自称干儿子;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抓去当了俘虏……一系列的腐败,最终断送了整个国家,甚至对后世的局面造成深远影响。清朝康熙后期讲究宽仁治天下,康熙宣示“治国宜宽,宽则得众,倘若吹毛求疵,则无人可用,天下岂有完人?”在这种思想下,贪腐现象在康熙晚年愈演愈烈。可见,对官吏的宽容恰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宽纵之下,再完备的治理官吏腐败法典也形同虚设!

与儒家强调德治不同,法家讲究刑制,宣扬“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历史上秦代刑罚规定受贿一个铜钱就要在脸上刺字,汉武帝时对贪腐知情不报者实行连坐制度等即是体现。最严酷的刑罚出现在朱元璋时期。朱元璋是赤贫出身,要饭起家,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对官吏腐败的仇恨程度已经到了“变态地步”。当时的一些刑罚,光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挑筋、挑膝盖、断手、抽肠、枭首、凌迟……他还在全国各地培养专门的剥皮手、设立剥皮井,规定官吏贪污到60两,就要被剥皮,然后倒吊起来,在剥皮井里面风干,以警示世人。比较宋朝官吏年俸,明朝正一品官吏的年俸是1044石禄米,依次递减,最低的从九品是60石。光从数字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要命的是,这些禄米的一半以上是用大明通行宝钞支付的。由于明朝政府滥发纸币,宝钞的价值早就在恶性通货膨胀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仅仅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宝钞的市价就跌到了官价的1/4,永乐年间更跌到原价的1/30以下,所以这些所谓“折支”的部分俸禄实际上就相当于被克扣了。这就意味着一名位极人臣的一品大员一年的薪俸仅有大约40石粮食。这个数字只是宋朝同级官吏俸禄的1%!朱元璋用尽各种酷刑,贪腐案的卷宗照样堆积如山。这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朱元璋的指导思想违背了基本的人性规律——非要让不是圣贤的人去做圣贤,这样非但得不到圣贤,反而连正常人也得不到,只能得到魔鬼!一味理想化的政策导向使得明朝过于严苛的反腐败法律体系变得完全无法执行,有法可依变成无法可依。

就“人性设定”与“制度设定”的关系而言,“人性设定”是“制度设定”的价值前提,“制度设定”是“人性设定”的制度体现。一旦我们设定了人的本性中有私欲追求,那么,在制度建设时就必须针对人性中的私欲追求,一方面用制度来肯定、保护人性中正当必要的私欲,另一方面又用制度去规制人性中膨胀贪婪的私欲。具体来说,首先,如果基于人性设定(官吏都是有私欲的,包括以权谋私的私欲),就不会有不受制约与监督的官吏。因为一旦设定任何官吏都有以权谋私的私欲,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官吏就有可能在权力使用上做手脚,因此,没有经过严格制约与监督的权力使用谁也不能保证不出问题,所以就不能有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权力使用;而一旦没有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权力,做过手脚的权力使用就会被及时发现,腐败官吏也就能够得到及时惩处。其次,如果基于制度设定,就必须建立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没有严格接受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检查的权利使用是不能存在的,如果所有的权力使用都经过了严格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的审查,做过手脚的权力使用就不会出现。(市纪委市监委信访室 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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